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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洒东方瑞士 情系故园徽州-陶行知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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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利山 信息发布：菲元新浪博客 时间：2011-08-17 点击：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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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尚文重教”的特色徽州民风，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陶行知先生着意呵护“尚文重教”的徽州特色民风，支持徽州乡村平民教育，爱洒东方瑞士，情系故园徽州，为保护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呼号奔走，贡献卓著。陶行知关于“新徽州”、“新使命”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有重要启迪意义。
【关键词】 万年不拔之基 尚文重教 文化生态保护
陶行知先生1928年在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徽州人的新使命》中，把可爱的徽州故乡比喻为“东方瑞士”，他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之世外桃源。察看他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陶行知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就以超前的眼光，看到了故乡徽州是一处自然风光绝美、人文底蕴丰厚的中华“优美的领土”，最早提出了要格外珍视和呵护“全徽州”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护“徽州文化生态空间”。陶行知主张要尽快“为徽州做一个全局的通盘筹划”，“振兴全徽的教育，开采全徽的矿产，革新全徽的农林，发展全徽的交通，培养全徽的自立、自治、自卫的本领，以谋全徽人民的幸福”。“建立徽州万年不拔之基”。①陶行知满怀信心地期望徽州人“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不辜负新安大好山水，保护好黄山、练水，保护好朱熹、戴东原等等历史名人遗存和文化遗产，把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好，使得故乡徽州成为一个“别人不愿、不忍、不敢在这里杀人放火”的“东方瑞士”。
在守护中华民族特色精神家园、实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除整体保护徽州自然环境生态空间、整体保护徽州各类物态文化遗产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着力保护生存其间的各类活态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其中，那些富有徽州特色的民俗、民风，像徽州民间社会普遍“尚文重教”的特色民风等等，尤其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陶行知先生把“振兴全徽的教育”放在“建立徽州万年不拔之基”的首位，为保护和光大徽州“尚文重教”特色民风这一徽州文化生态作了许多努力，陶行知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有大的贡献。
尚文重教邹鲁风 对“文”的敬畏在民间百姓中成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尚文重教”的风气在徽州社会民间化、世俗化，这是古徽州社会千百年来多种因素催生和蒸育胚变聚积而成的一个特色徽州文化生态。
最早栖息在徽州之地的远古“山越”先民，“断发纹身”、“勇悍尚武”，“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②汉以后中原氏族包括一些世家大族、伐阅之家陆续入徙徽州，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儒家“尚文”习俗。汉代丹阳太守李忠“以越俗不学，嫁娶仪礼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③古徽州民间风习开始由“尚武”向“尚文”转变。五代以后，中国官僚体制“取士不问世家”的政策性大转变，科举文官制度的确立，为南迁后失去社会特权的徽州衣冠大族“亢吾宗”的强烈诉求提供了机遇，“尚文重教”之风在徽州宗族成为习尚。史载古徽州“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④特别是南宋时新安朱熹集儒学之大成，其理学深刻浸潤故乡徽州社会。朱子对“尚文重教”的极力推崇，朱熹理学在徽州民间的普世化，使“尚文重教”更加深入人心。许多徽州世家大族，坚守族规祖训，把“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之类“尚文重教”的格言刻在厅堂楹联上，铭入后代子孙意识和实践中。由于宗族和社会对“尚文重教”的大力倡导，唐宋直至明清，徽州民间办学兴教蔚然成风。除府学、县学等官学之外，民间家塾、族塾、村塾、义塾、书屋、书院、文会遍于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在宋代即创办有民间书院15所，明代创办书院达45所，清代创办书院19所。“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成为民间百姓普遍的自觉意识。徽州有民谚：“一人不读书，不如一头猪，一家不读书，一家一窝猪”。史称徽州民俗“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即使是深山僻壤，古老山村，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⑤“尚文重教”民风的煽炽促成了徽州科举的辉煌。徽州一府六县宗族百姓，向往通过科举入仕一展报国为民的人生抱负，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追求，农夫小子也都信心百倍，“三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像休宁这样人口最多时只不过二十多万的小县，“（洪）熙（弘）治以还，人文駸起，嘉隆间，…即就试有司，动至数千人”。⑥“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休宁之学特盛，岁大比与贡者至千人”。⑦每年参加考秀才的“至数千人”，可见文教之盛。号称“书箱”的徽州婺源县，史志记载其文风昌盛：“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⑧ 历代徽州科举入仕者数目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宋代即有进士781人；明代有进士444人，举人1100人；清代有进士517人，举人1536人。徽州唐宋以至明清，考中状元25人。光休宁一县，即有状元19人，成为中国第一状元县。出现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等等科举佳话。
“尚文重教”习俗的深入人心，不仅促成了徽州科举的辉煌，而且对整个徽州社会的“崇文向学，知义明理”亦有“俗化”之功。长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化，朱熹儒家学说的熏染影响，使徽州社会“俗益向文雅”。“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才之出为世用者，代有人焉”。⑨徽州出为仕宦者，多为御史谏官、名臣能吏；出为贾者，多为廉贾儒商；出为医者，多为国手儒医……，他们始终坚守对“文”的敬畏，努力把“尚文重教”的特色民风凝聚扩散，成为自觉行为。比如说徽商，徽州人“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商做生意，但是“贾而好儒”是从家乡就培育成的本色。“富而教不可缓也”是他们的共同心声。歙县盐商凌珊经商致富后，立即“殷勤备脯，不远数百里迎师以训子侄。起必凌晨，眠必丙夜，时亲自督课之。每日外来，闻咿呀声则喜，否则嗔，其训子侄之严如此”。⑩这是儒商“重教”的生动典例之一。“尚文重教”的民风，还使得徽州社会渐成明礼尚义的礼义之邦。历史上徽州社会在处理宗族和社会矛盾时，比较礼让、理性，极少有聚众械斗、野蛮群毆情况发生，有利于社会和谐。
“尚文重教”的特色民风，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徽州千百年蒸育胚变中留存的厚实文化积淀，是生生不息扎根徽州民间的活态文化，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中最值得珍视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丈夫志在探新地 陶行知先生在《题黄山云海探奇图》诗中写道：“人生为一大事来，丈夫志在探新地”。陶行知一生为中国乡村的“平民教育”这件大事无私奉献，努力探索，“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了改变乡村平民教育的落后现状，从文化教育这一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他把爱洒遍天下。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乡村平民教育新天地的同时，陶行知以对徽州故乡浓浓的故园情，格外珍视徽州“尚文重教”的特色文化生态，为徽州家乡的文化教育尽心尽力，作出了大的贡献。
少年陶行知在徽州故乡“尚文重教”文化氛围中的艰难求学经历，本身就是徽州“尚文重教”特色文化生态的生动篇章。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在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山村的一个平民家庭。陶行知父亲先在休宁万安镇开过一家“亨达官”酱油店，因店业萧条，后来在家务农。他母亲也只能在歙县城里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帮佣以维持家计。孩童需要上学读书，这是徽州百姓普遍的意识。童年的陶行知到了读书年纪，贫困家庭却无法让他交学费上学，急煞了陶行知的父母。幸好有位方庶咸秀才在附近旸村的蒙童馆教书，喜爱陶行知的聪明好学，一再动员陶行知父母让陶行知上学,执意要免费收为学生，六岁的陶行知在方秀才那里得到了启蒙教育，方庶咸成了陶行知第一个启蒙老师。陶行知九岁时，随父亲来到休宁万安镇，其外婆喜欢陶行知的聪明好学，把他留下送到镇上吴尔宽老先生的经馆伴读，这才正式入学。在吴尔宽这位前清秀才的教导下，陶行知习字描红、读经作文、学习中国传统儒学经典，打下了基础文化根底。11岁时，陶行知父母无力供其上学，他只能回到歙县老家，与祖母一道织麻、卖麻，与母亲一道种菜、卖菜，与父亲一道砍柴、卖柴。后来辗转在歙县城里“程朗斋”门下，以半工半读形式继续学业。他每天砍一担柴火挑到城里，卖完再去上学，往返有20里。就这样坚持，他在“程朗斋”学完了《四书》、《五经》。其间艰辛，使陶行知读书更为自觉刻苦。他听说离黄潭源村十五里远的雄村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前清老贡生王藻前辈，在主持学馆，其道德文章名传乡间，于是，慕名前去求习经书。陶行知的执着感动了王老先生，答应免费让其伴读。陶行知惊喜、感激，不辞辛劳，每隔两三天就步行到航埠头，向王老先生问学。有时遇到王先生正在讲课，他便悄悄地静候在厅外，即使逢雨雪天也是如此。乡间于是就有了“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的传言，称赞陶行知的好学精神。
陶行知迫于生活，从小必须经常参加劳动，他时常帮助父亲挑瓜、担柴到城里**，到母亲帮佣的崇一学堂帮助母亲挑水、洗菜干活。时间一长，这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英国人唐俊贤，见陶行知举止端庄，勤奋好学，很有些喜欢，竟允许他免费入学，让陶行知母亲格外高兴。15岁的陶行知在这里既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又学习到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陶行知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刻苦发奋，进步很快，两年毕业，名列第一。1908年春，怀揣优秀成绩，17岁的陶行知在休宁万安水蓝桥下告别了徽州家乡，乘船赴杭州报考广济医学堂，开始走出徽州马头墙求学。少年陶行知在故园徽州的问学活动，是徽州“尚文重教”特色民风的一个缩影。（11）
正是由于陶行知在徽州故乡求学的艰辛历程和徽州“尚文重教”民风的浸润，在崇一学堂时就立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陶行知，即使成了跨洋越海的洋博士，也仍然坚持做一个“最中国的**生”。他学成之后，立即“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陶行知脱下皮鞋穿草鞋，开始了中国乡村改造、探索平民教育、创造教育的艰苦历程。在这一致力平民教育“探新地”的过程中，陶行知对徽州故乡的文化教育做了许多实事，为“尚文重教”徽州文化特色生态的保护作出了贡献。
当故乡歙县创办省立三中时，陶行知积极为之举荐贤才，献计出力。1922年，他又和江彤侯、洪范五、胡晋接、方新等人积极倡议，在休宁隆阜办起了安徽省第四女子师范，推荐了徽州老乡时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务主任的屯溪湖边人程仲沂任校长。该校许多女教师也都是陶行知帮助在浙江一带礼聘的。1922年9月，陶行知游八达岭长城，在青龙桥车站一位刘姓师傅那里得到一块刻有“中部”字样的明万历年间制造的长城砖，将它不远千里带回徽州，专门送给了四女师。他给程仲沂的信中说：“我想四女师新校舍不久总要建筑，用此砖来点缀点缀，也是千载一时的盛事，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我们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能在造就人才、保障共和的路上进行了”。对徽州故乡的文化教育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当他得知隆阜乡村办起了平民学校，百姓的识字教育开展得很好，一位年纪69岁的老太太也积极参加识字时，陶行知十分高兴，对曾经产生戴震这样大学问家的隆阜村平民教育充满信心，为了“叫不识字的隆阜化为识字的隆阜，叫黑暗的隆阜在一定时期之内大放光明”，把徽州“尚文重教”的特色民风延续光大，他还专门提出了六条建议措施。为了扶植徽州家乡山村平民教育，他通过南京歙县试馆等渠道努力筹措经费，还和旅芜湖徽州同乡一道拟定了《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八条》，并给当时的歙县知事汪镜人提出了推行平民教育的具体建议。在陶行知竭力推行平民教育“改造一百万乡村、创办一百万学校、培育一百万人才”的宏大计划中，促进徽州故乡平民教育的普及，使“山间茅屋书声响”、“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特色民风延续和光大，着意呵护这一重要徽州文化生态，是他始终萦系于心的一部分。（12）
陶行知对徽州“尚文重教”特色民风的呵护，更可贵的是他对这种特色文化生态有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徽州“尚文重教”的社会群体意识，有利开启民智，提升思辨理性。陶行知一直吸取孔孟、朱子儒学精华，强调格物致知，发扬“每事问”精神，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特别主张和徽州老乡戴东原“体民情、遂民欲”的哲学“打通打通”。他对徽州故乡的贤哲十分仰佩钦敬，认为“我们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我们徽州的土产本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贤，哪一位不是土产？”对于在“尚文重教”特色徽州民风中孕育出来的“徽骆驼”、“绩溪牛”精神，他和老乡胡适一样，极力褒扬和肯定。胡适主张“努力做徽骆驼”，陶行知则认为：“吾乡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呀？”（13）
保护徽州万年基 陶行知对徽州故乡的深情挚爱，虽然着力点在于对徽州“尚文重教”特色民风的呵护、延续和光大，但是可以说，他是最早关注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保护的先觉者之一。
地处中国长江中下游皖南丘陵的古徽州一府六县（歙县、黟县、婺源、绩溪、休宁、祁门）之地，由于高台城垒、丛山环峙、相对封闭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中原大移民的特别社会历史变迁情况，宋以来程朱阙里朱熹儒学的深刻影响，明清徽商经济的强力支撑，千百年来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经济社会文化“区域总体全面发展”，终于形成了“商成帮、学成派、名人成群”的“徽州文化”，产生了许多知名的文化品牌和著名的学术流派。数千个徽州古村落，徽州建筑等丰富的物态文化遗存，徽州特色的民俗民风、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等大量活态“非遗”文化，连同徽州黄山、白岳、新安大好山水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徽州文化生态的完整立体空间。
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惨遭肢解；徽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活态文化不断被损毁，濒临消亡；自然生态环境也面临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八十多年前陶行知就已经为故园徽州这一“世外桃源”、“东方瑞士”文化生态面临的破坏而忧心重重。发出了“徽州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为徽州做一个全局的通盘筹划”，通过“振兴全徽的教育”等各种措施，“自主、自治、自卫”，“建立徽州万年不拔之基”的呼喊。陶行知明确地把保护整个徽州的文化生态，使徽州故乡成为“别人不愿、不忍、不敢在这里杀人放火”的“东方瑞士”“新徽州”为目标，爱乡之情真切，呼喊振聋发聩。
为了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延续中华文脉，给世人了解和认知中华传统文化保留示范区块，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战略决定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民族和地域文化生态。2008年元月，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作为第二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正式设立。胡总书记指示：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徽州文化要发扬光大。温总理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曾连续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国务委员专门指示：要把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使中华文明的这一瑰宝发挥更大的作用。保护好徽州文化生态，是党中央的重托和国人的厚望，也是陶行知八十多年前就已经大力呼喊的“徽州人的新使命”。
现在，保护徽州文化生态这一徽州人的新使命，履行起来仍很艰难。
“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虽然已设立了三年多，保护总体规划也已经出台，一些徽州古村落、古民居，一些徽州“非遗”项目也正在采取措施保护，投入不断增多，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政府和民间如何形成共识，如何整体地保护好徽州文化的原生态，切实守护好文脉文魂，建设好自然和人文和谐、历史和现代统一的“东方瑞士”，还有一些误区需要打破，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
目前正在被大力称颂为“百村千幢”“徽州古民居保护标志性工程”的一些“异地搬迁集中保护点”，开发商们收买徽州古民居拼凑的“新徽州古村落”，动辄就要从徽州各地原生态古村落中物色、清拆、搬迁几十幢、一百几十幢古民居，百姓质疑，这种所谓的“异地保护”，会不会是一种“保护”旗号下的变相房地产开发？事实上，这是对徽州域内那些尚未列入“百村千幢”保护工程的徽州古村落文化原生态“拔根断魂”式的致命伤害。和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保护的理念背道而驰。
现在黄山市正在进行的“百村千幢”保护利用工程，重点在于利用徽州古村落、古民居开发文化旅游，发展旅游新业态，虽然这确是对徽州古村落、古民居保护投入最大的工程，其初衷也想保住徽州古村落的筋骨肉，留住徽州文化的精气神，是对徽州古村落在开发利用中保护的新探索，应大力关注和肯定。但是，它在大整合、大拆建、大挪移中，又加快了“百村千幢”之外那些徽州古村落、古民居“弃儿”消亡的速度。在某种意义上看，也可能是对“百村千幢”之外那些徽州古村落、古民居“弃儿”的又一轮更大的重创：各地一些“百村千幢”建设项目，差不多都热心于搜罗抢拆各类徽州古民居，凑拼新的“徽州古村落”。 “百村千幢”建设项目，去年已从徽州各山村“异地搬迁”来各类古民居，搞了七个“集中保护点”，亦即新的“徽州古村落”，象“湖边古村落”、黟县“秀里”、“黎阳故邸”等等，并且今年还要“异地搬迁”许多古民居，再新拼凑六个“集中保护点”，而且要加快进度，搬来“竖”起来。歙县南源口“荷岭界”将“异地搬迁140幢徽州古民居”，是今年最大的“徽州古民居保护标志性工程”。这些“异地搬迁”来的古民居，几乎都是“百村千幢”之外那些徽州古村落中硕果仅存的文化元素，它们的“拔根移栽”，对“百村千幢”之外那些徽州古村落的文化原生态保护，无疑是一场致命的灾难。现在徽州古民居建筑和砖木石构件的倒卖更为火热，合法的和非法的都很起劲。这对于那些入不了“百村千幢”圈子里的徽州古村落、古民居无疑又是一轮新的更彻底的浩劫。而这些被列在另册的徽州古村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冲击中，原生态风貌留存已并不那么完整，有的仅残存几座旧祠堂、几个古牌坊、几幢古民居，但不少这类徽州古村落，其极具中华风水学特色的古村规划形态依然依稀可辩，村街古巷间承载的徽州历史文化信息依然随处可寻，沉淀在这类古村落中的大量徽州记忆依然无处不在。徽州这一类古村落，其徽州文化生态本来就已遭到严重破坏，其徽州文化的文脉文魂本来就已脆弱难续、一息难存，如果今天再让各种“开发商”如狼似虎地闯入，进行新一轮彻底的清拆扫荡，“异地搬迁”，将稍有价值的老房子倒腾一空，徽州古村落徽州文化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有的房地产商，发现了徽州古民居对其房产地块的开发有“文化点缀”的升值意义，纷纷以“文化保护项目”为名，对徽州古民居疯狂进行“异地搬迁”。网民讽之为“黄山模式”，斥之为“作孽”。我们呼吁必须立即制止这种“保护”旗号下的破坏！为了给房地产让路，我们屯溪古城的柏树老街、黎阳老街已经整体消失了。“拆、拆、拆”的发展思维，不仅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背道而驰，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我们常说要“吃好祖宗饭，不断子孙粮”，能不能给徽州后世子孙尽量多地留一点发展空间？徽州文化生态空间的破坏现在仍在继续，浙岭头古茶亭内九块石碑最近被文物贩子撬下偷走，“堆婆冢”文物残存在哭泣流泪；潜口上叶古村“勅封威灵高庙”半倒半塌，徽州文化第一珍宝、中原文化厚实积淀的稀珍历史见证还在草丛中一片狼藉，至今没有保护措施。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开发商，我们全社会，我们的徽州子民，保护徽州文化生态，真是太紧迫了。不能忘记陶行知的劝诫：“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特色精神家园，守住文化的根，护住文化的魂，比赚钱更重要。
陶行知对“尚文重教”徽州特色文化生态的着意呵护，还启示我们：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应特别关注徽州特色民风民俗这类活态“非遗”文化的生存和延续。随着历史的变迁，沧海桑田，观念变革，现在徽州之域民风虽然依旧还“尚文重教”，但时代前进以后，内质方面的隐忧并不少。在“一切向钱看”的氛围中，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商业化发展，和陶行知提倡的“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相去甚远。教育目的和手段的迷失，抢夺生源大战的激烈，使“重教”陷入变味的危机。文化生态的保护，还需要正本清源，回归到陶行知的初衷，抓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全在于培育“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
保护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徽州万年不拔之基，今天仍是徽州人的新使命，我们为此不懈努力，也是对陶行知诞辰120周年最好的纪念。
2011年7月稿于酷暑中的隆阜
注释：
（1）、陶行知·徽州人的新使命·陶行知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
（2）、（3）、罗愿·新安志【Z】·风俗·合肥：黄山书社，2008.1.17
（4）、许承尧·歙事闲谭【M】（卷十八）·歙风俗礼教考·合肥：黄山书社，2001.1.601
（5）、（9）赵 ·商山书院学田记【M】·明崇祯十二年（1639）已卯刻本
（6）、休宁县志【Z】（卷一）·舆地风俗志·明万历刊本
（7）、休宁县志【Z】（卷一）·风俗·清康熙刊本
（8）、婺源乡土志【Z】·婺源风俗·清光绪刊本
（10）、凌应秋·沙溪集略【M】（卷四）·文行·清抄本
（11）、（12）、论徽州传统文化对陶行知的影响【J】·佚名·黄山教育信息网·2004.1.10
（13）、陶行知·行知诗歌集【M】·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4
---------------未刊未定稿,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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