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家在山里。皖南的山长得好，绿得深，到了这一带，势虽不雄，峰头却依得紧，依得密，分不出一点断处，显出一种结实的样子。此地已偏处绩溪县的西北。一过鸡公关，车子就盘山绕起来，翠岭的颜色是在画里见过的，始觉凡有画山手段的，大约是把这样的山景看熟的，心头笔端，总叫绿意浸着。

　　越到岭北，横起一座大会山，在它的下面，墙色粉白、屋檐青黛的房子散了一片，便是胡适住过的上庄村。徽派建筑总有一种特色，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到了三四月间，油菜花映满了天，艳黄的花色衬着这样的农舍，谁家丹青比得过它？

　　我近来写的东西，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沾上一点边际，不消说胡适这个人物是绕不开的。因了这一层关系，来看他的故家，旧人虽不可见，空屋的低回，也算一种有意味的经验。

　　温源宁说胡适“和蔼可亲”，梁实秋说得更活些：“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说的都是神情。他的相貌，我有一点得自书上图片的记忆，那最多是表浅的印象。在故居前迎着我们的，是胡适的侄孙胡育凯。他的名片印了一行小字：适之叔公取名。一看他的脸，实在带着几分像，面清瘦，瞧人的时候，镜片后面透出的目光是和善的，很像他的叔公胡适之，也和我想像里的胡适大致不差。这样眼神的人，心应该是沉静的，不易为外界所扰。真如本乡老辈人说“像个先生样子”。

　　胡宅“略施雕刻以存其朴素”。故人散去，屋院安静了，少了纷扰，也少了温馨。这是胡适感知过的世界，生命的记忆从这里开始。老屋是他全部人生的根。历史通常保持沉睡的姿态，探询者的目光唤醒它的生命。但是，观察的有限性阻碍了它的完整复活。其实，灵魂永远是醒着的。进入时间的深层，生命史便会呈现它的全部生动。身入留着名人生活遗痕的故居，更像抵临一个文化仪式的现场。

　　家什杂物放置屋里各个角落，凡家庭生活所需之物，无一不全。年深代异，它们的存在，并非用来装饰家族的荣誉，更像在接受我们注视的一刻显示历史的重量。可以感到生命温度的，是胡适父母的绘像，一旁配了字。胡适的那篇《我的母亲》，语言很稀而情感很浓：“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他从人之子这一方面，流露出天性之爱。若论中国上好的亲情文章，选家多要看中这一篇。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胡适拿笔写着的时候，浸在自己的性情中，心里一定是温暖的。

　　仿佛是胡适在给丁文江做传时说过的，“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是一个“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反求诸己，把“能建立学术”这话移用在胡适自家身上，我也能够赞同。成熟于乾嘉时期的徽派朴学，在治学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求真求是”为精神，以“严谨科学”为态度，这个传统也就在胡适的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实证的作风也很显然，是其在求知方法上一贯的遵守。即以记游文字而论，他的那篇《庐山游记》，写得就很平实有据，基本不抒情，竟至可以裁度他的内凝而持重的治学风格。书房墙上挂着他写的条幅：努力做徽骆驼。“徽骆驼”，和“绩溪牛”对应得恰好，耐劳、肯干、能忍受、不畏苦，是徽州人坚持的人生精神。

　　胡适年少时走到皖南山外。出家庭而入学庭，先做了上海滩的时新少年，又靠官费留美七年，在杜威门下得了哲学博士的荣衔。他留恋家乡的社会生态，倾力学殖，徽州文化的根底还扎在心上。只说平民化，他做《文学改良刍议》，放在《新青年》上发表，力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八事”，里面的“不用典”、“不避俗语俗字”两条，便是一些通文墨又专于自守的人，也会觉得亲切，虽则此论一出，未免破了自家法度。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胡适实与有力。

　　从适之路绕出去，复经胡开文老宅。村子是这样的小，人物的名气是这样的大，无怪人们要把赞语落在“文豪墨圣”这四字上。

　　湖畔诗人汪静之的故家在近处的余村。山水的明秀，可以寻得《蕙的风》幽美意境。

　　离上庄村不远，路旁筑墓，埋着曹诚英。墓表是旺川村委会题刻的。墓上有这位出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女农学家的相片。俞汝庸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曹诚英“眉清目秀，端庄贤淑，气质典雅”，是对的，看相貌仿佛觉出这位江南才女温婉的性情。和远去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旧事，我无深知。不知者无以言。那就照引俞氏文章里的话：“据说曹姑姑死后，嘱咐葬在绩溪旺川的公路旁。这是一条通过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的必经之路——她是还寄望于在路边与胡适生死相逢吗？斯人已逝，只留下一段持续半个世纪的似断非断的恋情，引人长长叹息。”感旧怀人，自是古文章写法。

　　永久的依托被曹诚英带进精神的坟穴。

　　回到绩溪城，尝一品锅，类于北方火锅，有五味调和之妙。昔年，千里之外的胡适常以这道乡味款客，聊寄故园之思也。至于臭鳜鱼、毛豆腐这两道徽州的名肴，在胡适的口味里有多少分量，就不好妄猜了。